學運，不是大聲就有用

中央日報網路版五月十八日，一則文教新聞的標題這麼寫著：「私大學費自由化擬試辦」，當中提到了教育部長杜正勝在考察日、韓兩國高等教育後的感想，他表示日、韓兩國政府在補助私立大學的金額方面，比起台灣要少上許多，他們的私立大學可以沒有政府的大量資金補助，也絕不接受政府干預辦學。相對地日、韓兩國實施學費自由化，私立大學的學費高出國立大學有兩、三倍之譜。而杜正勝則希望台灣也仿效這樣的方針，擬定試辦私大學費自主，讓私大辦學能夠更有彈性。報導當中也提到了關於日韓兩國私立大學的辦學特色等等，指出在學費自主的政策下，各所大學的營運方針都有所不同，並且甚至有私立大學設備優於國立大學者。

特別找出這篇新聞稿，原因出在於這幾天再次掀起的反高學費運動思潮。聯合報在九日和十日的新聞當中各有一個小小的版面寫著輔大同學的連署反高學費運動，以及輔大學生的反高學費校內遊行。很不巧地，我是輔大的學生，更不巧地，我又負責了輔大新聞網和輔大之聲的部份職務。身為兩大校園媒體的參與者，我在輔大之聲看到新聞部同學忙碌地處理著黑水溝社同學發起的抗議活動新聞稿，也看著輔大新聞網針對這項議題的兩篇稿子上線，新聞還在網頁上，在我們苦思著接下來的後續報導該怎麼跑時，已經有人發言責備我們沒有善盡媒體人的社會責任了。

首先，關於教育部提出學費自由化政策這件事，在我提出評論前，我必須先說明，站在一個社會人的立場上，我傾向於相信政府的決議有其考量，哪怕有人認定了政客的提案全是利益掛勾下的產物，我仍然寧可先以接受這個政策的態度了解接納過後，再去判斷這樣的政策是否可行，以及其內容的優缺點。看過中央日報原文的人應該不難發現，杜正勝的考量在於現在各大學的發展同質性過高，各所大學沒有自己的特色，只是一味地希望取得更多的經費，以壯大自己的校園內部發展。而政府本來就不可能在國、私立大學之間的經費補助上有著同樣的金額支出，這一點我們是可以相信並且也無須特意反駁的。在這樣的思考前提下，私立大學有可能和國立大學有著相同規模的校地或是設備嗎？不可能。因此當私立大學有著與國立大學擁有同等學術環境的想法時，其實就已經邁向了永無止境的經費鬥爭問題上。唯一解決的辦法是比照日本做法，發展主題大學，消除名校的迷思，讓莘莘學子真正能夠選擇屬於自己興趣專長所在的大學就讀。至於如何在有限的經費發展自己的校園特色？則需仰賴學費自主的辦法，讓每間學校決定自己所需要的學雜費，並且妥善管理運用這些資金，讓校園發展更加健全。

──說穿了也就是自由心證的漲價空間。我就挑明著說，這種想法，台灣，辦不到。

杜正勝的想法並非不妥，確實台灣的大學雖然如雨後春筍地一個個冒了出來，但真正具有規模的大學又有多少？這並非看貶新興大學，只是當有這麼多的大學林立時，我們所反思的應該是，究竟這麼多大學的用途何在？在升學主義的壓力之下，台灣的大學林立，所求得的只是個「名」，而非「實」。教育部要篩選優質私立大學試辦學費自由化政策，誰有資格入圍？沒資格的又是為了什麼？被選上試辦的私大是否等於變相地得到了「品質保證」的宣傳效果？落選的大學是否會因此而更加質弱？當這樣的訊息發布，首當其衝的就是各所大學間的明爭暗鬥。在真正了解運作體系前，誰也沒資格說新興大學只是學店；誰也沒資格說傳統名校就有學術涵養。一切都只是媒體的塑造間接改變了大眾的認知。我所第一個看到的問題是強者恆強，弱者恆弱。

至於學費自由化後的問題則是漲幅該有多大？過去由於政府的控管，各校的學費調漲空間有其一定限度，但我們所看到的是幾乎每間大學漲幅都卡在規定的上限處，這種能漲就漲的狀況意味著大多數的學校都希望能夠獲得更多的資金運用，當學費自由化，每間學校可以自由決定學費該多少的時候，漲多了，被指責為學店；漲少了，入不敷出。校方永遠有一套說法解釋自己錢不夠用的原因何在，學生永遠是希望學費越少越好。當兩者的溝通平台早已不可能銜接的時候，學費自由化的理念永遠只能是理念。大家都在觀望、都在等待，等著哪間學校如同救世主般地排除眾議，大膽提出最高位數的漲幅空間，那個數據就成了新的調漲指標。這絕對不是「每間學校決定自己所需要的學雜費，並且妥善管理運用這些資金」，而是一種政府逃避責任的做法，逃避每年公開調漲幅度時所必須面對的輿論壓力的做法。當政府可以拿「私校學費自主」當作自己默認學費調漲的擋箭牌時，犧牲的就是學生的權益。

黑水溝社是輔大行之有年的學運社團。黑水溝所代表的就是整個輔大的學運歷史，他們關心著許許多多的社會議題，並且身體力行地將口號化為行動，以實際參與的方式，落實著真正的民主思潮。然而黑水溝社卻也同時是個讓許多人聞之色變的社團，除了那個特別的社團名稱讓人第一時間抓不準他們的宗旨之外，黑水溝批判式的文宣總讓人有種難以接近的錯覺產生，以致於黑水溝有著兩極化的評價。一方面是帶領學運的學生英雄，一方面又是造成社會混亂的革命份子。

我並無意造成與黑水溝的衝突，但正如同標題所言，學運，不是大聲就有用。沉默螺旋的理論相當有趣，聲音大的人具有群眾的力量，因此他們的聲音會越來越大；反觀不出聲的人則自動判斷自己為少數族群而不敢開口表達意見，因而深陷在沉默的螺旋之中，這是最攏統的解釋。在此需要注意的是，沒有人說強者必然多數，弱者也未必是少數，但當少數強者的聲音聚集，所造成的外在形象就是代表著多數人的意見，並因此讓多數弱者誤以為自己的聲音是不重要的，是社會上的少數族群。黑水溝的活動文宣都具備相當的聳動性，他們外在顯現的形象就是一群代表著公理正義的革命份子，他們勇於表達自己的意見，而這些意見往往是站在學生的立場為學生發聲，因此可以獲得不少人的認同和支持。然而是否那些沒有發表言論的學生真的需要黑水溝的關懷？是否黑水溝所關心的議題對多數人而言根本無關痛癢？是否沒有學生反對黑水溝的原因只是出在於他們擔心自己的言論是少眾族群因而選擇緘默？當校園民意真正公開的時候，會不會發現搖旗吶喊的人數只佔輔大全校師生兩萬多人中的兩三千人？會不會發現剩下的人其實並不怎麼喜歡這種反動的思維？黑水溝的社員相信自己是站在學生的立場說話，但學生究竟有沒有站在他們這一邊？

從我過去長期擔任校務線記者的經驗告訴我，黑水溝是最勇敢卻也最懦弱的受訪者。他們勇於批判學校的各項政策，卻不敢讓自己的姓名出現在報導當中。依照記者的倫理而言，我們有保護受訪者資料不公開的義務，然而在校園中，實習媒體有實習媒體的立場，當我們連處在校園內都必須時時刻刻擔心著白色恐怖的時候，我反而想問，二十出頭的年紀懂什麼白色恐怖？受訪者與記者之間的關係很微妙，腳尾飯事件演變至今已確定了當時的影片資料造假，但王育誠當時卻信誓旦旦地說這些證據是真的，之所以不公開資料來源，是基於保護祕密來源的原則。由此可知，具名的受訪者代表的不只是受訪者對自我發言負責，甚至是記者對資料來源的負責，當今天報導中的受訪者只是「陳先生」的時候，誰可以保證這個陳先生真有其人？我曾經是質疑輔大新聞網公開受訪者姓名系級用意何在的人，那時我站在新聞倫理的角度反抗新聞網的體制，現在我則是站在教育者的角度，認為至少在校園中，我們該相信新聞自由是存在的。

當黑水溝在受訪時都不敢表明自己身分時，又有何立場要求同學們連署簽名支持他們的活動？

我很高興見到黑水溝的成員首度在新聞網中具名受訪，也不排斥他們的議題。只是身為一個事件的旁觀者，我希望能給黑水溝一些建議。

單就這次的議題而言，黑水溝反對的是高學費，動機在於政府擬定試辦的學費自由化政策。然而政府的學費自由化政策尚未定案，校方也從未表示未來將調漲學費，雖然我們可以用未雨綢繆的角度看待黑水溝的行動，卻也可以用造成校內人心惶惶的罪名加以批判。這是黑水溝社在行動之初可能沒考慮到的部份。

再者，黑水溝的抗議活動就如同典型的抗爭一般，一般人只接收到他們的口號，卻不清楚其中的理念，加上那些口號都是非理性的宣傳，很容易造成大眾將黑水溝的存在解讀為一群暴民。為了這篇評論，我找得到教育部長當時提出學費自由化的新聞稿，相信黑水溝的成員一定握有比我更詳細的資料。這些資料可能是近五年來各大專院校特別是私校的學雜費調漲幅度、學費自由化政策的政策本文及配套方案，以及各私立大學因應學費自由化政策所採取的行動等等。沒有這些資料，我會說一切的行動都是白費工夫，因為片面將學校污名化是沒有意義的，手中若是不能掌握部分可供討論的佐證資料，所有對校方的指責都將變成單純的污蔑，然後便很有可能背負譭謗的罪名。

假設黑水溝至少擁有我所前述的幾項資料，將這些數據表格化、文宣化，配以理性的文字導讀，以及根據這些資料所做的推論，明確指出校方資金動向讓人質疑之處，則黑水溝在抗爭活動中的立場將不再如此非理性，要達成訴求的機會也就相對提升。過去的學運利用群眾的力量抨擊政府組織，卻少見具有向心力的團體，我們不難發現，主導整個學運的人就只有那幾個，其他人或是受到感動、或是湊熱鬧，在遭到抵抗的時候往往很容易就一哄而散。那是因為人們具有盲從的特質，會有支持多數的習慣藉以保護自己，那並不是真正支持革命者的理念，因此當革命活動遭到打壓時，這群向心力不足的群眾很容易就在自我保護的習慣下選擇脫身。黑水溝帶頭反抗高學費政策，目的絕對不是希望看見那些漸漸遠離自己的背影。既然如此，是否該認真思考，搖旗吶喊式的抗爭究竟除了造成他人困擾外，還有什麼意義。